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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树纪念碑于清华,乞陈寅恪先生撰写铭文,其中道:“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白云苍狗,时光荏苒,斯人已逝,但铭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字,其光芒足以照耀千秋,为后世士人学子学术之精神,道德之操守最高追求与坚守。我的先生张锡良虽以书法名世,然书学之精神无不以这10个字为旨归。新中国建立以来,受政治的影响,中华文化虽然历经浩劫,却也薪火相传,延绵不息,显示出顽强生命力。书法为中华文化的一脉,亦如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思想的禁锢得到进一步的放松,人们在艺术思想上有了更多丰富的思考和实践,涌现了一批既有才华,又不乏思想,且能付诸实践的杰出艺术家,其中张锡良先生就是其中卓然的一位。先生是以赵之谦书法而享誉书坛,今年是赵之谦逝世130周年,在晚清碑学大一统的氛围下,赵之谦的稿行书能碑帖结合,方圆兼并,走出一条亦古亦新的独立之道路,实为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艺术家。然而,在这130年历史长河里,书法潮起潮落,沧海桑田,能全面而深入地继承赵之谦艺术思想并有所开发与建树者,独锡良先生一人而已。一、技法是书法的底线也是高境“技法是书法的底线也是高境。”这一思想的形成与提出大约是1998年,当时受陈振濂先生之邀,先生为中国美院学生授课。在谈到书法的相关问题时,先生提出这一论述与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思想的提出背景,清康有为《广艺舟双辑》推崇碑学,从根本上推倒二王帖学传统,否累完备的笔法技巧,以平动代替绞转,以运腕代替运指,由此酿成恶果。似乎一切极具韵致,简静柔美的都成了靡靡之音,而重、拙、震撼甚至粗头乱服却成为最高的美学追求,虽然时隔晚清碑学百余年,流弊所至,危害甚烈。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碑学思想的牢笼与延及,国内许多学者还沉迷于碑学的阔大雄浑,对帖学技法的削减无以加复,这样的观点和思想亦在锡良先生从事书艺创作时期大行其道。与此同时,随着中日文化的恢复交流,敦煌残纸的发现,一批来自日本现代书法以及民间书法的传播与挖掘者,对技法的认识偏于一隅,将技法视为书法的初级阶段,是认为达到书法艺术目的而服务之手段而已。这一思想论点本没有错,但在当时,普遍对书法技法了解与整理极其肤浅,不少人在对技法没有深入理解和掌握的情况下,竞奢谈要创造书法的艺术的高度;时至今日,这样的人亦不乏常见。正是有感于这种现状,张锡良先生提出了“技法是书法的底线也是高境”这一震耳发聩的观点。这一思想的提出受到许多书者的腹议,认为其思想境界不高,但先生不以为然,毅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在关注书法理论与思想的整理与挖掘同时也致力于技法的苦修。回首再看,在那样的环境下,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充分继承了陈寅恪先生所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而时间是最好的见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学研究者与实践者越来越认识到技法对书法更高层次追求的基础性与重要性。我想,这也正是今天来阐发这个观点与思想之意义所在。二、思想比写字更重要“思想比写字更重要。”在张锡良书法讲习班第八次授课上,张锡良先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说文解字》指出:“思”者,上为“田”,下为“心”,“心之田”;“想”者,上为“相”,下为“心”,“心之相”。一个人思想境界,决定他对事物的判断的高下。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境由心造,相由心生”,亦如是也。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为万物之灵长,则是人具其独有的思想,而圣哲之所以“身没而道存”则是因为其深邃的思想穿越时空,光照千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拨开迷雾,指明方向。锡良先生深明其旨。晚年的张锡良先先生起居自如,深居简出,每天清晨即起,步入书房后,上午读书,下午写字,如有非见不可的友人,则集中安排。锡良先生对我曾言,非常欢喜这样的生活状态,从心所欲不逾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有时候夜晚读书如与古人圣哲相伴而行,虽寂寞如万古长夜,然圣贤之思想亦如黑夜中之明灯,伴其前行,催人奋进,而其暗合之处,让人击节,令人神往。晚明王铎在其《跋琼蕊庐帖》中道:“余于书,于文,于字,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彼�室,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而梦寐之。”对于这种情怀,锡良先生是深有感受的。先生少时家贫,中年适逢家庭巨变,但不论时局变幻,生活艰辛,始终不改其读书,写字,思考之志,视其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依托。先生重视书法技艺的修为,在潜心书法技法锤炼苦修之时,也深入道山,在中华文化的圣殿里沉潜至今。先生经过岁月的积淀,终于老有所成,融会贯通,其道德,学问,书艺俱臻至化境,极高明而道中庸,至广大而尽精微。晚年的张锡良先生除了自身学问,文章,还致力于书法,文化的传道,2013年应广大湖湘学子的殷殷期待,发起并成立了“张锡良书法讲习班”,以一生之所学,倾力授予后学。在授课之中,先生提出了“思想比写字更重要”这一思想观点,这不仅仅是其一生身体力行,也是对后学者的启迪与期望。并必将成为中国书学者从艺为人的重要指针。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2011年,张锡良先生在结束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法国巴黎展览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撰写了宏文《自拯而归守》,其中引用了苏东坡《定风波》下阙: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有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歌儿柔奴如此情怀,本是世家京城女,移入广南风土,能习惯吗?柔儿却回答,只要心能安,哪里都是我的家乡。所以苏东坡谪居黄州却产生了千古美文《前后赤壁赋》,写出了中国书史上称为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他心胸豁达,随遇而安,远谪海南,还对随人戏说,不要把海南好吃好玩的告诉京城里的人,不然他们都会跑到这里来的。锡良先生极喜苏东坡与陶渊明,常抄录其诗词以遣怀,记得有一次上课,先生谈到所喜欢东坡先生的《记夜游承天寺》,兴之所至,锡良先生吟诵起来: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随着音调的起承转伏,抑扬顿挫。先生身体微微晃动,摇头转首,及至最末句,先生低垂双目,久久不语。霎时,我已不知是东坡先生《记夜游承天寺》,亦或是锡良夫子自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钱穆在其演讲稿《中国文化精神》中,从人生哲学的高度谈到我们要如何安放我们的心。他说:“人心不能尽向神,不是一个好的安放,人心不能尽向物,也不是一个好的安放。”,“人心所能安顿存放的宇宙,可以有对神秘的信仰,也可以有对自然的理智,但仍皆在文人的宇宙中。”以人文为中心,人文的宇宙必须人心与天地合而为一,实际上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无非是安放好我们的心。如钱穆所说,人与天地融合为一,即“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此“天人合一”非儒家的“天人同构”,而是庄子的彻底舍弃人事来与自然合一。亦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及至古稀之年,锡良先生以道德,文章,书艺载道,正突破技之所囿,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中,朝人生道的巅峰前行。本栏目责任编辑孙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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